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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7期
“点滴”泛滥谁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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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8-26 中国消费者协会

  现实生活中,被联合国卫生组织推荐的最后一种给药方式——静脉滴注却成了医生为病人给药的常态。可怕的是,绝大多数病人并不清楚静脉滴注可能带来药物不良反应的隐患,而深知此理的医生,也未尽到应当告知的义务。

本刊记者   张   震

 

  大病小病都“点滴”

  去医院做检查前,潘秀根本不知道脖子上那半圈类似“项链”的水疱是什么,只是夜夜疼痛难耐。检查后,她知道了这是一种叫带状疱疹的病,医生开了9天的吊针和一堆药。       

  咬牙拿出了1000多块钱,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半在医院输液室打吊针,成了这位44岁中年妇女最近的“消 遣”。      

  5月27日11点。

  北京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的输液室里还是座无虚席,吊瓶上的单子开到了57号,并且陆续有患者进来。注射室只有三名护士,一个开单,一个管药,一个打针,忙得不亦乐乎。而输液室旁边的肌肉注射室,则是门可罗雀,负责肌肉注射的唯一一名护士不时被输液室喊过去帮忙……

  “你们这三四天的吊针算什么,医生给我这个病开了9天的吊针,一瓶122块钱。”潘秀的话引起了记者的注意。潘秀边上一个小伙子在输液,他是嗓子肿痛,正在输抗生素,120多元一瓶要连续输3天,这已经是他工资的四分之一,但他却从未考虑过以口服药的方式应对,“吃药见效太慢,还是输液来得快”。但除了好得快,有没有副作用甚至有没有必要,他不得而知。

  5月28日下午1点半。

  北京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的输液室里,50多岁的姚先生坐在最后一排。因为小腿烫伤而感染,医生给姚先生开的是静脉注射“头孢”,一天一瓶,要连打10天。姚先生说,打“点滴”明显比吃药贵出一大截,没有医保很难承受。

  5月28日下午5点。

  北京积水潭医院的注射室,虽然已经是下班时间,但输液室里还有没输完液体的三四个人闲聊着。刘女士因感冒在点“头孢”,医生开了3天的药。她告诉记者,上个月因腹泻在某大医院连续挂了3天的药,花费200多元但症状仍未好转。后转到另一家医院,花了50多元用了2天药就好了。“现在输一瓶液的情况都比较少见,往往一次就要开三四瓶。感冒一次去趟医院最少要花百元。”言语中,刘女士有些抱怨。   

  “相比以前,肌肉注射用于消炎的相对少了。”北京积水潭医院急诊科护士小陈介绍,季节转换天气变化时到医院打“点滴”的患者比较多,基本每天都在100人以上,但每天也有10个左右的患者进行肌肉注射。

  谈起肌肉注射被静脉滴注逐渐取代的原因,有护士解释,患者的要求是原因之一。“人们往往注重疗效,毕竟肌肉一次最多注射4毫升的药,人体吸收慢,而静脉注射一次可以注射数千毫升进入血管,吸收快。”

  估计现在看病没打过“点滴”的人不多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临床使用中就多多益善。

  谁培养了患者的“用药习惯”

  西苑医院一位不肯吐露姓名的医生私下对记者说,肌肉注射的隐退和静脉注射的“兴”起,与抗生素的夸大宣传、“从众”心理和医院收益有一定的关系。“静脉注射的药剂大部分是抗生素。有些广告片面夸大其治疗作用,把抗生素吹得包治百病,也给患者造成错误认识。”以他自己门诊的经历,有一半多的病人自己主动向医生提出静脉注射。作为患者,都希望病能快点好,因此点名打“点滴”,医生劝其服药反而不高兴。反正患者高兴,医院来钱,医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也就慢慢认同。而另外的患者看见别人好得快,也要求打。有些医生见静脉注射来钱快就也改变了给药方式。久而久之,大家的习惯慢慢被改变。无论是医务人员还是患者本人,已经习惯患病就到医院打“点滴”。

  “吃药还是打点滴,都是医生说了算,且不说咱老百姓弄不清药品的不良反应,就算弄清楚了也还得听医生的。”一位患者语。

  一边是静脉滴注的高风险,一边是抗生素的无节制滥用,究竟是谁培养了患者的用药习惯?

  北京市药监局西城分局袁瑞玲局长分析,“非学相关专业人士是无法识别药品的好坏和真假的。用药权力是医生的,按理说患者是有选择权的,但事实上没有,只能很被动地接受。”

  如果医生受利益驱使或规避风险等因素而向病人作了不恰当的宣传,患者就很容易进入对药品认识的误区。以抗生素为例,很多患者认为抗生素是消炎药,是万能药,什么病症都可以治。

  袁瑞玲说,在用药心理上“急功近利”的思想导致医生和病人都喜欢使用作用强、见效快的药物。 

  退休护士解谜团

  6月3日,一位在北京某三甲医院工作多年现已退休的原护士长徐丽(化名)向记者道出了医院流行“点滴”的隐情。

  上世纪70年代,徐丽被分配到北京一家三级甲等医院做护士工作。她在各个科室都工作过,而且一干就是30多年。

  她向记者陈述:现在的医院喜欢给病人开抗生素打静脉注射,都是利益驱动。当医生开药和药品回扣、经济效益挂钩时,无疑这种给药的权力就被滥用了。

  “注射抗生素比口服药价格高、利润大,面临可打针可不打针的时候,医生当然就选择前者。”徐丽介绍,她曾工作的那所公立医院,医生和药商有微妙的关系,这是公开的秘密。“每个科室都要完成任务,这个月赚多少钱医生的口袋才能鼓?压力一年比一年大。很多医生要做的工作,就是尽可能让患者打‘点滴’输液,这样医院收入才会高。”

  上世纪80年代,肌肉针盛行。那时药品有限,主要注射青霉素。现在药品更新换代,青霉素药效不明显了,而且也太便宜了,一针才几块钱。徐丽透露,医生的收入是由基本工资、奖金和灰色收入三部分组成的。“很多医院改制后,门诊量增大,效益提高了,再加上开药拿到的回扣,医生买房买车买别墅的都有。”

  大医院“推崇”静脉注射放弃肌肉注射,必有追求高利润而滥用抗生素之嫌。徐丽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以最便宜的青霉素为例:目前一支80万单位的青霉素价格为0.4元,如果肌肉注射,一天两针需青霉素160万单位,加上注射费、材料费,总共不超过10元。但如果打“点滴”,以2瓶共800万单位计算,所需青霉素的价格为4元,加上注射用的葡萄糖、维生素和材料费、注射费等,总计40元左右。“平均打一天‘点滴’是肌肉注射价格的4倍,如果使用“头孢”等更‘高级’的抗生素,价格还要翻几倍。”

  记者就静脉点滴、肌肉注射和口服药的利润率走访了几家药店。

  6月5日上午,记者在西城区厂桥附近的一家平价药店看到,一瓶注射用头孢不过0.9元,如果用来打“点滴”,加上一瓶葡萄糖注射剂或者氯化钠注射剂,小瓶的也得2.5元,还有注射器、输液费等,算下来接近10元钱。而肌肉注射只需要一个一次性注射器,不超过1元钱。算下来,打“点滴”相比吃药和打针,患者的治疗费大大提高了。

  在北京西直门外的一家大药房,“坐堂”药师翟女士向记者透露,三者没有固定的利润率。但通常情况下,三者的排列为:静脉点滴利润率最高、肌肉注射其次、口服药最低。“‘点滴’的附加材料及人工附加费多,一个吊瓶就得30多元,在一个工作日内,后两者的附加值明显少于前者,医生当然愿意开‘点滴’。”    

  滴注“加速”不良反应 利益下难监管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在各大医院已鲜见肌肉注射的给药方式。在一些大医院,肌肉注射方式几乎绝迹。

  “不正确使用‘点滴’实际上是一种抗生素滥用现象,无形中提高了治疗的费用。”袁瑞玲局长说。静脉滴注泛滥,抗生素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通过静脉滴注抗生素,也大大增加了药品不良反应发生的概率。

  袁瑞玲说,有些医生不分青红皂白,给病人滥用“三素一汤”,只会加重患者的病情和经济负担。规避医疗风险是医生愿意给患者开“点滴”的另外一个原因。一些医生查不出致病的证据,又怕耽误患者病情,就本着“宁可信其(病毒)有,不可信其无”的原则,为患者开一些抗生素,防范风险。

  “药物不良反应最终还是药物本身的原因,但静脉滴注导致了这种不良反应的加剧。”袁瑞玲告诉记者。口服药物可以先通过肠胃进行吸收,可以减少不良反应的发生几率。而其他的药物注射方式,因所给药物的剂量较小,也不太容易发生药物不良反应。

  2008年,湖北省全省上半年共报告1310例药品不良反应,其中1052例是由静脉滴注输液所引起。16例死亡,另有3例留下后遗症。

  2009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布的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年度报告显示,药品不良反应/事件发生最多的剂型为静脉注射剂占59%。

  “把药品的不良反应告诉大家,从道义的角度讲,患者有知情权。”袁瑞玲说,按国际上通行的标准,药品不良反应报告率应该达到每百万人口200份样本,但实际能报上来的连三分之一都不到。

  静脉滴注已成为引发药品不良反应的一个诱因,但在各种利益冲突之下,滥用静脉滴注的监管更加困难。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临床药理科负责人介绍,他们科室主要负责监控抗生素的使用。一方面,医院要对合理用药进行管理和监控;另一方面,医院仍有一部分收入来自抗生素等药品。医院虽然有明确规定药占比控制在50%以内,但仍有部分科室不同程度地超标,这令他们十分尴尬。

  此外,患者在看病过程中很难定性医生这样是违反规定操作,部分患者对危害的认识有限,往往有疑问也不举报,这也造成了大量报告案例的流失。由于对中成药输液剂的不良反应和儿童输液的不良反应缺少鉴定标准,客观上也增加了静脉滴注的监管难度。